《重读毛泽东时代》之社会风气篇，截止2013年12月16日，共有 10,091人参加了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0.51%的网友愿意生活在过去的时代，51.55%的网友甚至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工作生活都由单位负责，虽然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流动等自由，但国家却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保障，这样的社会更符合自己的意愿。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感到惊讶。在一个封闭社会，人们常会认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是最好的，不管这个时代实际上有多糟；而在一个开放社会，人们总是对身处的时代有种种不满（这是多么正常的事），但却能看到未来的方向；只有在一个半开放的社会，人们才会向往并不美好的过去，因为开放的程度使人们可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封闭的程度又使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对过去不知晓。这种怀旧的情绪表明，多年来那段历史的淡化是多么成功。

想要回到过去的人，要么是遗忘，要么是对那段历史几无了解。那个时代，机关和企事业人员的确是由单位包干，住公家房，享受公费医疗和退休金。但这种生存和安全保障只是建立在均贫的基础上，人们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更高更多的要求。即使如此，这种短缺经济的日子也并不幸福，一家三代挤在几平米的屋子里，商店里买东西须凭粮票、肉票、油票和布票，为了不排长队还得走后门。记得1975年我在重庆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每逢周二才有一次肉吃，四川话叫作“打牙祭”。友谊商店倒是商品丰富，但那是对外国人和高级干部开放的，普通中国人不得入内。

对多数人而言，过去的社会的确是公平的，但那是在一个贫穷的基准上。事实上，今天许多人的不满却是建立在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上，即是在同比过去更高的当今社会平均值相比较。毫无疑问，今天社会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有目共睹，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极力美化过去，那实际上是出自一种均贫的冲动，因为共同富裕比共同贫穷要难得多。这种想法的实质是：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穷人变富，那就得让富人变穷，这才是公平的社会。

甚至有人认为，宁可没有今天的个人自由，也要有过去的安全保障。即使这自由仍是有限的，这保障是非常低微的。民众意识从来是以功利为标准，这种想法不足为奇。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作家借宗教大法官的口宣称，在自由与面包之间，多数人宁愿选择面包，也不愿选择自由。因为自由不仅不能当面包吃，甚至也是一个个人无力承受的负担。因此，只要承诺给民众面包，民众就会放弃自由。即使他们后来发现，兑现承诺只是把人民的面包抢下来又分给他们，他们也会心存感激。正如宗教大法官所说，这种安全保障是“建立在奇迹、秘密和权威之上”。

这则寓言有各种解读，我从中读出的是：自由不能直接提供安全保障，但没有自由最终就一定会没有保障。哈耶克从功利角度解答了陀氏的问题，他认为，由于知识分散于社会各个成员，保持自由状态可以使每个人从他人的知识中获利，“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而宗教大法官的依据则是，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机构或个体，他不仅能够知道所有影响我们当下需求的因素，而且还能够知道所有影响我们未来需求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自由的确就没有意义了。

问题在于，这个机构或个体的组成不是神，而是人。他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同时还有自己的需求。因此，他的保障承诺是靠不住的。而当民众将自由交付出去，命运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时的保障已经变成了施舍，要么必须感谢，要么无须兑现。这一点，我们是否还希望继续证明下去？

（图注：王国斌油画《我的前夫》表现了一场“文革”期间山西窑洞前的中国特色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