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全国粮食总产量不断增加，到199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冲上历史新高，突破5亿吨大关，提前实现“九五”计划确定的粮食产量目标。此后连续三年保持稳定，1999年我国库存消费比达到62%。

 

　　进入2000年、2001年，粮食产量开始连年降低，到2003年当年全国粮食总量将至4.31亿吨。2004年，粮食安全成为全国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家实行托市收购政策，对农民产粮进行托底收购，粮食生产再次进入“连增”模式。2007年以来，国内粮食产量连续9年突破5亿吨大关，2012年又开始出现市场低迷、库存高企的情况。

 

　　由紧到丰，由丰到紧，这种周期性的矛盾长期困扰我国粮食安全。相比紧缺，高库存可谓“甜蜜的负担”，但是这个负担不处理好、解决好，是会影响整体粮食安全的。

 

　　回顾高库存的成因，2004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逐年提高最低收购价，2014年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46元、65元、66元和80元，增幅分别达到64％、93％、92％和106％。

 

　　价格连年上涨，于是国产粮入国库。由于最低收购价制度执行的是顺价销售，市场并不认可国家定价，最后导致仓库充盈，进而部分地区仓容异常紧张。随之而来是巨大的财政压力和超期储存后的难以估量的经济折损。

 

　　而且，高库存内部也呈现出三个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东北最严重，而中西部相对缓和；品种不平衡——普通品种尤甚，而优质品种基本没有库存积压问题；种类不平衡——玉米最为严重，而小麦、水稻紧随其后。

 

　　所以解决高库存问题，光调整出库政策设计，只是由表到表。同时，一刀切的政策也不能适用于整个粮食行业。去年至今，国家大力推动粮食供给侧改革，这实际是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升级和优化。如果推进得力、效果如愿，那么在一定程度能缓解高库存的问题。

 

　　加快推动粮食流通体制综合改革，才能以理顺根本，抓住关键，从源头上切断高库存的制度根源，同时建立和保持正常科学的粮食库存。近年来的粮食观察中，不少业内权威专家提出，最低收购价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农业补贴制度。这项政策在美日等国都曾经使用过，它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全球粮食新形势、国内粮食新问题的出现，这项政策必然要做出调整，直至将来的取消。

 

　　最低收购价制度，有两个核心内涵：国家定价和托底收购。其中价格是影响整个行业的因素。在整个产业链中，原料层面的价格市场说了不算，直接带来行业僵而不死，缺乏竞争力。托底收购，主要是解决“卖粮难”问题，让中国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倾倒牛奶”“火烧棉花”之类的情形。政策兜底的好意很明显，但是当“底”价变成“顶”价，托底收购就变得不可持续，

 

　　在新的综合性改革中，仍然要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价格和兜底。

 

　　价格要坚持走市场化道路，这样才能让粮食行业更好地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分享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下资源配置权利，提升全球竞争力。当前在棉花、大豆等实行的目标价格制度，相对来说是对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政策选择。

 

　　而兜底则体现了粮食不是单纯商品的属性，它还是人最低生存需求。兜底政策必须保证粮食的数量安全和价格安全。在这方面，既要调整当前的最低收购政策，还要完善强化监管、监督的市场管理制度，防止市场之手导演出囤积居奇、粮价贵过肉价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