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1月20日，郭德纲在微博上贴出一首打油诗，被质疑影射北京电视台已逝台长王晓东。12月15日，中广协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就北京台的请求发出严正声明，强烈谴责郭德纲的过分言行，要求郭德纲向北京电视台以及王晓东台长和家人道歉，并呼吁百家电视台抵制他。一时间，郭德纲又成为了舆论焦点，以往的种种劣迹也被再次翻出，其私人品行与公众身份引发广泛争论。

评论人徐鹏远认为，郭德纲的走红源自他用退回的方式使相声获得前进，进而改变了很多人对相声的认知和口味，带动了一批茶馆演员生计状况的改善，也在于他作品中的小人物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和俯视的快感。而他本人与主流相声界的冲突与大众的反体制期需偶然结合，被想象成了江湖斗士，在假想敌的包围中存活下来，他的“斑斑劣迹”也由此被忽略。事实上，郭德纲的“不入流”与自身性格、亲身经历和生存模式相关，他并不反体制，相反聪明地利用了这种矛盾赢得了一种类英雄的利益。郭德纲大有问题，但更有问题的是相声界只有一个郭德纲，整体不进步，“有艺少德”的郭德纲恐怕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一去残冬晓日红，三杯泪洒奠苍穹。鸡肠曲曲今何在？始信人间报应灵。”

向来不缺是非和指摘的郭师傅这回又惹了麻烦上头条了，颇有“江湖独往滚刀肉，睚眦必报混不吝”的架势。老冤家死了领导，他挥毫泼墨幸灾乐祸，还在微博挂出囍字，就差没放炮吃面、披红挂彩了。不仅犯了中国人死者为尊的大忌，更戳破了人家一众员工的脸面，逼得对方不惜动用公权力欲图彻底封杀之，不然既无法表达对老领导的衷心，怕也难以赢得新领导的信任。此事一出，虽然也有诸多看客认为对方是公器私用、以大欺小，但郭师傅一贯的损天骂地、骄横不羁还是再次引发了大家对于其私人品行与公众身份的争论：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走红？为什么在“屡教不改”之后还能受到追捧？到底该不该让他继续留在舞台中心？

蛇年除夕，郭德纲初登春晚舞台，一段《败家子》并没能满足观众的期待，老段子拼凑、包袱不响、紧张不够从容成为主要的评价。尽管郭德纲本人将之解释为舞台的限制和不同平台的技巧转换，但私以为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这段相声就不是说给观众的，不是逗笑的，而是说给同行，是树牌子立门面的，长袍大褂、折扇手帕、说学逗唱，各路曲种信手拈来，倒口贯口柳活现挂，恨不得把相声的所有功夫在几分钟内都使出来，高门大嗓地告诉众人：“败家子们，看见了吗，这才是祖师爷传下来的相声！”

这正是郭德纲走红的原因，他把相声搬回剧场，尊观众为衣食父母靠卖票吃饭，根据现场状况和互动气氛即兴发挥，将被电视传播缩减了的表演时间重新拉长，整理改编早已有之的传统段子，挖掘学唱旧戏旧曲，拒绝主旋律拒绝说教拒绝宣传，流于日常生活专注小市民自嘲，他以退回的方式使相声获得了前进，让这一行当在陷入窘境气若游丝之时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可以说，郭德纲改变了很多人对相声的认知和口味，不管这种郭式风格是不是真的沿袭了传统，许多对相声一无所知的人确实已经把它当做了相声的原始风貌。更何况，他的成功还带动了一批茶馆演员的生计状况的改善。

同时，郭德纲的非院团体制出身、艰辛贫苦的发迹史、民间从艺方式以及旧式艺人的做派都使他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江湖”的立场和名签，甚至被形成与官办院团、国家演员所象征的“体制”对垒的期需和化身。加之郭本人长期炮轰中国相声界，怒骂同行卑劣丑陋，与许多相声演员势不两立，更加深了自我的争斗意识和强化了大众的印象判断。于是，郭德纲成了一个我自笑傲、无畏无惧的“斗士”，他的每次犯错也都成了过激对抗和敌手打击的结果，不仅得到了很多人的原谅，更在“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欢迎”的对立冲突格局下获取到愈多的支持。但其实，郭德纲只是变成了“郭·吉诃德”，在自己和大众内外合力塑造出的假想敌的包围中顽强旺盛的存活下来。

“他一路坎坷，势必嫉恶如仇。”这是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曾给过的评价。早年受到的打压和几十年身处圈内的所见所感让郭德纲像许多草根出身的功成名就者一样，在兵强马壮之后建立自己不容侵犯的叙事话语和生存空间，并与他昔日的敌人更加底气十足的斗争。在此过程中，敌人的面目会自然而然的逐渐扩大和模糊，除了当初真实的目标，还会增添许多由于斗争惯性和“十年怕井绳”似的意识而产生的潜在对象（就像他自己在采访中说过的：“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我不想以谁为敌，只不过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自保”），在妄自与盲目的树敌中这些潜在对象最终也会在还击中落实。另一方面，混在北京、成功在北京的郭德纲始终无法褪去骨子里天津人以小人物自居和“大爷不怕小八卦”的性子，他终究只是个俗人，而且当真有些以牙还牙、浪荡耍混的江湖青皮气，既然如此也便没什么好顾及的，“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当然，郭德纲敢于无所畏惧的根本还是他自己经常讲的：“德云社是全国第一家拥有自己剧场的民营相声团体，完全靠商演生存。我不在你这儿录我有地儿说相声，我有小剧场，我有这个那个我能活啊。你要有能耐你就能什么都不怕。中国上下五千年，不过是成王败寇，我要不红，还在北京挨饿，会有人多看我一眼吗？”

这种自给自足和与主流相声界的对抗看似是与体制分营扎寨，实则多半是源于郭本人口无遮拦的语言习惯和一时痛快的表达效果所产生的错觉，或者更多是寄托了观众自己对于体制的感受与诉求。郭德纲只是不主动贴合体制，却绝不反体制。

作为老派艺人，特别是根儿上就卑贱求生的相声行演员，他严格遵循祖训行规，不谈政治，也不忘政治的边界，在一些采访中被问到此类问题时也通常都巧妙回避，谨慎地保护着自己。不仅自身如是，对徒弟的教导也一样，岳云鹏就说过：“师傅尤提醒我们，在剧场说段子时，临时加的热点话题要格外小心。”他的脑子里，政治的弦儿绷得很紧，他说过：“你得首先知道自己是个艺人，不是拿自己当一个反体制的精英，这太错误了啊！观众不会记得一个相声演员哪年哪月因为汽车撞死人这事儿在台上骂过街。很多事情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技巧展现一下，摸一下就走。非要拿过来卖，有目的，也许会得了名、赚了钱，但也许会倾家荡产诛灭九族。我老觉得我们是社会底层人士，只有接触到事你才知道，你是郭德纲，比郭德纲强一万倍的人你也只不过是一个下九流的艺人。”他参加主持的名牌节目《非常了得》的导演总结他：“郭老师自我审查的尺度比电视台还高，他是自觉将枪口抬高一寸。”而他对于相声体制的痛骂，有时也仅仅是源自自身遭遇的一种偏激上升。“文人相轻，艺人相贱”哪朝哪代都有，而他所经历的却更愿意让自己相信是由于体制造成没有本事的同行只能靠踩挤他人、混事撞骗、溜须拍马来争名逐利，抢到吃皇粮的饭碗。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他聪明地利用了巧妙而安全的讽刺和批判，在社会心理中江湖与庙堂对立的夹缝处赢得了一种类英雄的利益，笑声化解了本来就不算猛烈的力度，大众在笑得痛快、乐得解闷的满足之后也不会要求一个艺人成为志士，当然自己更不会放弃这能得一笑的美好机会去亲自反一反体制。“聪明莫过帝王，伶俐莫过江湖”，这句郭德纲信奉的老话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准确写照。

至于郭师傅屡次不厚道所暴露的私德问题，除了被上面说过的敌手打击与对抗哲学所化解，也由于私德往往需要跟艺术相区别（比如奸相蔡京的书法天下闻名），更因为郭德纲是唯一的。老艺人们也不都是德艺双馨，缺德的大有人在，只是各种内情往往并不被人熟知，而且彼此竞争，经过舞台和时间的筛选，留下的通常都是好的，自然的淘汰会令历史呈现出一个相对干净的面目。而如今，郭德纲一家独大，没有第二个技术上的郭德纲（也许会有，只是还未被观众认识和认可，更没有足以匹敌郭德纲的地位和名气），人们遍寻不得，只好退而求次地选择了他，一个现成的相声天才，一个现成的可能代表江湖的“文化英雄”，矛盾的主要方面掩护了次要方面。倘使有一个德艺双馨的“郭德纲”，那么观众会更喜欢哪个呢？现在这个郭德纲又还会不会依旧如是呢？无论如何，德行问题确实是个关键问题，惩恶扬善总还是前路的方向。

或许日后郭德纲还会“依然固我”，观众也仍旧买他的账。即使没有以上拉杂的这许多，至少郭式相声里的那个小人物还存在，观众还能在其中找到各自类似的生存困境和苦笑无奈，也能享受到那份假设优越下俯瞰比自己境遇更惨者的快感。在这个层面上，郭师傅不可否认的是一位舞台上的心理学家：“老百姓生活不如意的情况下，愿意听听相声。而且从人性上来说，观众不愿意看台上花团锦簇，上来四个人开着敞篷车往那一站，穿金戴银四个大美女扶着他，观众不爱看。他愿意看台上惨不忍睹，他愿意看不如自己的人，这个钱花值了。”